之前的文章提到，區議會改制後，反對派取不到足夠的提名票參選後，便玩起了反宣傳。境內的故意不談區選，境外則公開呼籲支持者不投票或投廢票，反正本地執法部門沒跨境執法權，犯了法也不怕被抓，而他們如此落力反宣傳，目的是要壓低區選投票率，同時又相信他們壓低了投票率，區選的當選人、整場區選、今次的區議會改制，乃至主導今次改制的現屆政府領導班子，都會因此而缺乏認受性，以及所謂的「正當性」。
可是這套抄襲至西方政治學的所謂「正當性」理論，無視了選民本身對政治缺乏興趣、選民所屬的階級和工作性質、選民對於市政的依賴程度，乃至是該場選舉的競爭激烈程度，都可以是不投票的原因。此外，沒有一個參選人能看得上，也是成因之一，而看不上未必是因為缺乏競爭，亦未必是因為參選人的政見差異不大。即使是多人角逐、政見立場迴異，選民亦一樣可以看不上，因而決定不投票。
是故，即使有些國家奉行着某些人心目中的所謂「普選」，亦曾試過產生權力機關的選舉投票率不高。以美國的中期選舉為例，既選出眾議院全體議員、參議院三分之一的議員，以及50個州當中多數州的州長，但是從1978年開始，投票率便不斷降低，而且是年齡越低的選民，投票意慾越低。以18至34歲的選民為例，2014年的投票率便跌到23.1%，這是否代表美國國會在年輕選民眼中，缺乏所謂的「正當性」？
況且，比起投票率跟所謂「正當性」有關之說，西方政治學的「正當性」理論本身，其實都有問題。表面上看來，「正當性」是一套民粹主義的理論：政府施行的政策，越不受被治者認可，被治者對於政府的認可越低，政府便越缺乏「正當性」，施政難度便越大，甚至有倒台的危機。然而，所謂被治者的認可與不認可，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獨立思考而來？又有多少是源於人云亦云？
畢竟，每個人的精力都有限，既不可能是全能，亦不可能掌握經濟學所言的「完美資訊」。換言之，大部分普通市民在工作過後，假若仍有餘暇關心政治時事，取得資訊的渠道，通常都是只能透過傳統或非傳統媒體。與此同時，由於人不是全能，而術業又有專攻，加上每個人都有墮性，所以他們接收到一些較難理解的專業政治訊息，往往都易會傾向聽聽「專家」的分析和意見。
如此一來，既然被治者對於某樣事物的看法和判斷，都是建基於二手資訊而非一手消息，甚至是來自某個所謂「專家」的權威分析時，當發放二手資訊的渠道，在發放消息時滲入自身的意識形態，乃至是偏見之時，被治者亦很有機會受到影響。另一方面，當一個人的意識形態建立之後，便容易形成偏見甚至是信仰，甚至會為了捍衛自己的信仰，於是在接收資訊時摘櫻桃：只願領聽合乎自己心意的資訊，從而形成心理學上的「確認偏誤」。
在此情況之下，某項政策乃至是某個政權的所謂「正當性」，便不再取決於該項政策本身是否德政，又或者是該個政權是否在施行德政，而是取決於誰掌握了影響民心背向的話語權。這裡的話語權，既可以是本地輿論層面的話語權，亦可以是國際輿論的話語權。某程度而言，香港自回歸以來，特區政府在施政上屢屢遭遇困難，未必是源於施政失誤，亦未必是政府班子缺乏領導能力，而是在輿論上掌握不到話語權。
所以說，其實所謂的「正當性」理論本身，說到底是一套忽視了人類弱點的理論。因為被治者不是經濟學上假定的「理性人」，其政治主張和信仰，以及對方對某項政策乃至政權的認同，更多時候是取決於誰掌握了教育和輿論層面的話語權。我們甚至可以說，所謂「正當性」理論，不過是一套服務某些既得利益甚至是階級的理論，好讓這些人在掌握輿論資源和話語權的情況下，左右政府的政策，甚至是透過文化上的侵略，干預別國的內政。我們若被所謂的「正當性」理論忽悠，便會被人牽著鼻子走矣！
文：陳凱文
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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